马里见闻拾粹(三)
日期：2006-6-25 23:02:32 来源: 编辑：
二、专家院纪事
专家院，顾名思义，是专家生活居住的地方。马里糖联共有中国官员和技术人员49人（统称专家），分住在杜加布古和西里巴拉。住在杜加布古专家院的28人，包括糖联总经理、四位处长和他们的翻译、工厂厂长、翻译和技术员、农场三人，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厂长陈熙发（第二年后为潘国清）任组长，我为副组长，负责专家院的日常工作，我们专家院很大但也简陋，大院坐落在与糖厂和糖联办公楼隔路相望的平坝上。四周低矮的铁丝网和密密的枝叶繁茂的小树干把专家院簇拥其中，一条车道把专家院分成两半，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八幢平房，是专家居住的地方。左侧另有两幢平房，分别作食堂和电视室。院内树木葱茏，路旁简易车棚里整齐地停留着七、八辆小车。靠前的六幢平房土筑屋顶铁皮盖，是当年修建糖联时，工人们干打垒修建的简易住房，以后，经简单粉刷，成为历届援外人员的住房。由于土筑墙厚，透热性差，比较凉快，成为专家们住房的首选。尽管后面修了两幢新的砖砌房屋，一般都不喜欢去住。每幢平房，并排分为八间，每个专家住一间。室内陈设简单，每间装有空调、配有电扇。隔开的卫生间里，有电热淋浴和抽水马桶，没有象样的家俱，一张简易木床，有的还是木板木条钉的床，一张旧桌和凳子，一个砖砌木门的衣柜。由于天气热，床上用品也很简单，床单加毛巾被，稍冷时，用一床毛毯。为了防老鼠等小动物钻进寝室，天花板和墙上的缝隙、小洞都封死，就是这样，蚊帐里仍常有小蜥蜴(四脚蛇)出没。只有处(场、厂)长，多了一个收录机，可以在晚上10时收听北京早晨7时的新闻联播。为了工作的需要，为处长配备了小车和翻译。
为了加强对援外人员的管理，在使馆党委领导下，糖联专家组建立了党总支，杜加布在专家小组建立了党支部。专家小组和党支部一套班子，既抓援外人员的思想教育，又抓专家院的日常管理。援外人员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思乡思家情绪很浓，为了让专家们及时了解国内情况，除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外，还订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份报纸，党支部也订了党建工作的杂志，加上使馆发的文件资料，提供大家学习。专家小组每周抽一个下午组织学习，我在报纸杂志、资料中选择一些文章给大家阅读。总经理刘永聚带头参加学习，讲形势、讲思想、讲工作、讲安全、讲处理好与马里官员和职工的关系，提高大家的认识。
为了解决专家们想家思亲人，能及时与亲人和单位联系的问题，因当时国内多数家庭未安装电话，而专家院也只在总经理住处有一部电话，一般也不长途通话，写信就是与国内亲友和单位联系的最好手段。但交国际邮件必须在巴马科才行，邮资也贵。在马里的各个专家组、劳务组就约定了一个办法，当时在马里的援外人员已达数百人，每年轮换回国的人数也较多，至少半月就有人回国，回国人员帮助捎信就成了义不容辞的义务。专家小组通过经参处、糖联巴马科办事处和中轻公司驻巴马科代表处，随时了解回国人员的日期和航班，专家们每个星期轮流到巴马科出差送信，把贴好国内邮票的信件直接交到回国人员手中，并在经参处取回国内来信。而回国人员集中各专家组邮件后，带到北京，交邮局发回，这样既方便了专家们与亲友的联系，也节约了邮资。
努力办好食堂，让专家们吃好，是专家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组长陈熙发亲自抓生活安排。马里是伊斯兰教国家，马里人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不养猪，不吃猪肉，吃肉必须靠自己解决。马里人种菜少、品种单一，解决吃菜也是首当其冲。加之上个世纪后期，援外仍是政治任务，援外人员的经济收入不高，按规定处长每月津贴只有152美元，其它专家还要低些，当时美元兑人民币比价也低，与现在援外人员收入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补贴是3万西郎(约100美元左右)，因此，励行节约，减少伙食支出，也是一种可行的增加收入的办法。鉴于此，专家小组发动专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炊事员和帮厨的黑人工人负担养猪，专家们人人种菜。经过努力，专家小组常年圈存肥猪达四、五十头，除自己食用外，还支援中国医疗队、经参招待所和在首都的部分专家组。吃鱼也自己解决，陈熙发厂长利用休息时间带领工厂的几个专家在水塘里、农场排水渠去钓鱼，每去一次，几小时就能钓上几十、上百斤非洲鲫鱼。种菜就在专家院内，每人开一、二块地，安上水管、自流灌溉，农场提供化肥，又有猪粪，托国内来人带来种子，规定每人定额上交蔬菜数量。这里气温高，有水灌，蔬菜长得快，杂草长得更快，所以蔬菜好种也难种，通过摸索，逐步找到了一套在马里可行的种菜技术，蔬菜越种越好。除了一次蝗虫灾害，专家院食堂、蔬菜全年不断，吃不完就作猪饲料。我种的蔬菜不算好，有时每月也要交一、二百公斤。专家们既参加了劳动，又有收获，其乐融融！在我门前坝子里，几十株芒果，屋后的番木瓜、香蕉，果实挂在枝头，走进专家院绿树成荫、满园蔬菜、瓜果飘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丰富专家的文化娱乐活动，专家院设有电视室、配了收录机。马里的电视看不懂，信号又差，专家们主要还是看录相。专家小组自购了一部分国产录相带，录相带的主要来源还是到大使馆去借，有时也向其它专家组借。我和沈国芬翻译每月到大使馆借还录相带，当时国内录相带相对较少，港、台录相带居多，特别是以琼瑶作品为题材的录相带一部有十多二十本，每次借几部，用个大纸箱装回来，供大家看。两年下来，大使馆所藏录相带，大部分都借过，有的还反复借过。同时在使馆图书室借阅图书、小说供专家传阅。
除了看录相、读小说，专家们休闲时也打纸牌、麻将、下相棋、外出钓鱼，节假日相约外出，到西里巴拉拜望在二厂、二场工作的朋友，或到塞古、尼奥洛、马尔格拉等地去游玩。“五.一”、“十.一”、春节等节日，专家组开会聚餐，举办宴会，招待糖联各处、场、厂马方的官员和夫人。当然，我们中国专家的官员和翻译也陪同参加。
在专家院，援外人员多年亲身体验，总结出“三怕”即怕生病、怕车祸、怕政变。首先是怕生病，马里地处撒哈拉沙漠南沿，是多种疾病发生流行的地区。爱滋病高发区、恶性疟疾（打摆子）的疫区，还有黄热病等。由于专家组纪律严明，又在远离城市的农村，远离爱滋病的威胁。主要的威胁是恶性疟疾，小小的蚊子是传播病源的罪魁祸首，雨季到来，蚊子防不胜防，一些专家在看电视时，穿戴整齐，脚穿布袜，仍然要遭蚊子叮咬。得了疟疾，全身无力、不思饮食、体温不断升高，可达40度以上，重症者直至死亡。因此援外人员都怕打摆子。只要体温达到 37.5度以上，医疗队就作为疟疾对待，挂上法国产的奎宁马克斯和青霉素输液。有时也用国产的青蒿素，据说在越南自卫反击战时，是解放军用来医治疟疾的良方。输液后一般5—7天，温度可恢复正常。我在两年中就曾经三次打摆子，好在医疗队及时医治，我的两个助手精心照顾，没有大碍。雨季一过，专家小组陆续出现疟疾病人，一般发病人数多达一半以上。二怕车祸，专家小组内小车多，一些年轻专家又喜欢开车，马里驾驶员开车又快又猛，车祸较多，一出车祸，非死即伤，确实是一大威胁。使馆和专家组多次强调，不经允许不能开车，车速不要太快，但仍遏制不了。两年之中，专家小组内就出现一次车祸，好在人、车都未受大的损失。而西里巴拉农场一次车祸，造成三人受伤，汽车受损，这是教训。三怕政变，非洲不少国家政治腐败、政局不稳，政变频繁。马里国内也是如此，劳联（工会）常组织罢工，全国响应。糖联内部，杜加布古农场，每年都发生1—2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劳工罢工就像电影里农民暴动的镜头，一群群衣衫破烂的砍蔗劳工宣布罢工，然后浩浩荡荡，手执木棒、砍刀一路奔来，有路走路，无路涉水，把未罢工的劳工赶走，造成全农场农活瘫痪。好在马里人对中国人友好，罢工从不对准中国官员和专家，当然处理罢工也是由马方自行解决。1991年3月，巴马科发生罢工并引发骚乱，迅速演变为军人政变。由于糖联离得远，使馆做了周密安排，专家小组做好应急准备，随时准备撤离。几天以后政变成功，新的掌权者仍表示中马友好，风波才平息下去。不过罢工7天，农场已砍的数千吨甘蔗在地头晒成了干柴，损失不小。
总之，在马里，在专家院，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远离亲人的孤独，较低的经济补贴，糖联的专家们，无论是领导，还是工厂、农场第一线的专家。他们全是凭着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个人对事业的责任，为马里糖业作贡献的重任，不计名利，积极工作，克服困难，开拓创新，为祖国争光，为中马友谊添彩，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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