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中国的精神“近邻”

　　说起来，非洲与中国远隔重洋，既非远亲也非近邻，但是我总感到中国人应该把非洲视为自己的精神“近邻”。

　　在进行理性阐述之前笔者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瘦小单薄的中国留学生考入英国马林诺斯基学院学习社会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健硕小伙子，比中国留学生大几岁。那时西方社会到处弥漫着种族歧视，于是，勇敢的黑人青年就成了这个中国学生的保护神，经常为他打抱不平、仗义执言。这个中国学生就是后来我国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已经辞世的费孝通先生，而那个黑人小伙子就是胡锦涛主席将于27-29日期间访问的东非国家肯尼亚的开国元勋———肯雅塔。当年，费孝通先生在与笔者谈到此事时，还心存感缴地称肯雅塔总统是他的“老大哥”。

　　这件事是种象征。的确，中非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关系，首先是一种世界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时代的共同命运的关系。这句话绝不是虚以委蛇，而是真实的概括。以南非为例，在结束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之前，中国人与黑人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处在布尔人（荷兰后裔）英国人印度人之后的第四、第五等级。处在这样的社会地位，中国华工与当地黑人工作之艰辛与生活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

　　共同的命运当然也就有了相互支援与相互影响的共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在监狱中研读毛泽东著作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除此之外很多早期非洲政治家，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等人，都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兴趣。然而，恐怕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东部非洲国家肯尼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其斗争的名称就叫茅茅（Mau-mau）起义。有西方学者说，茅茅就是取自“毛泽东”的“毛”。究竟怎样，有待考证。但几个起义领袖中的确有一位自称“中国将军”！今天，全世界历史学家众口一词地承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数十个国家几乎同时走向独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发生的一场巨大政治“雪崩”。

　　共同的政治斗争的命运也带来了对发展与建设国家的共同摸索。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尽管在近现代工业化的规模上有所差别，但如果按照发展水平和人均GDP方面，双方应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状况并不仅仅指的是独立之前而且包括独立之后。甚至在今天，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某些国情也彼此相近。这种相近的“国情”包括经济上的非工业化因素众多、社会生活中宗法血缘关系浓厚、在地域方面城乡二元化结构明显、社会各阶层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公民受教育程度有待急改、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等等。正因如此，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上的许多探索，包括中国成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都会引起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严格地说，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个时期一大批非洲国家刚刚取得独立，在摆脱老殖民主义宗主国后，渴望迅速改善国民生活。这些国家当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最感兴趣的是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这与非洲国家存在大量农村村社有关。许多非洲政治家基于本国国情既反对走西方资本主义之路也反感前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视中国的人民公社为可借鉴的理想模式。那个时期出现的“非洲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都有中国人民公社的影子。再一个令非洲国家受到鼓舞的，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自强精神，所以当时参观中国山西省的大寨村和“太行奇迹”红旗渠是不少非洲来华客人的“必修课”。同时，中国对非洲新兴独立国家雪中送炭式的经济援助，也让千百万非洲人民永世不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非洲朋友并没有不加分折地照搬中国道路，他们一般对在国内开展持久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感兴趣也没有过多仿效，这在恩克鲁玛送给周恩来的著作《非洲阶级斗争》中有着详尽论述。这个时期中非友好关系的最高成果就是在非洲和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难怪毛泽东为此评断道：“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呀！”这个时期可以简言为“穷帮穷”。

　　第二个阶段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农村。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和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十几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对全世界特别是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此时，一些非洲国家却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在经济上“起色”不大，有的甚至陷入了困境。尼日利亚一位经济学家就说过，20年前我们人均l000美元时，中国人均仅400美元；而今天我们却下滑到几百美元，而中国人已达l000多美元。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在资源能源方面以及进出口方面也加大加重了对外部世界的依存度。加上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利益一致，双方在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的相互支持与配合，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与贸易交往中有了更加迫切的相互需求。中国政府不但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不但继续在促进非洲进步的各项事业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且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积极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在非洲某些国家实施的维和行动和救助救援行动。中国的“蓝盔部队”与中国的医疗队、中国的工程队成为非洲人心目中“勇敢”“善良”与“优质”的象征。非常明显，中非友好关系的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广泛更深入更务实更巩固，其发展前景也就更加光明。这个时期可以简言为“先富帮后富，共奔富裕路”。

　　从民族觉醒到独立到探索到富裕，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走着同样的道路，也有着同样的甘苦与艰辛，因此可以说中国与非洲是“天涯若比邻”，更可以说，非洲是中国的精神“近邻”！